2003年，钱其琛曾告诫当上外长的李肇星∶不要把官衔太当回事

2017年5月4日，得知老首长钱其琛病情危重的消息后，李肇星迅速前往医院探望。

5月5日，李肇星再次前往医院，他一边探望老首长，一边安慰老首长的妻子周寒琼。然而，老首长的病情并没有像大家期待的那般逐渐好转。

2017年5月9日，一个悲痛的消息传来，曾为我国外交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领导人钱其琛同志去世了。18日，众多国家重要领导人前往北京八宝山送这位革命老前辈最后一程。

是的，钱其琛同志走了，李肇星同志外交生涯的领路人永远地走了。但他们之间的故事以及革命老前辈提携“后浪”的故事一直在继续。

那一年他们初相遇

李肇星第一次见到钱其琛是在1977年夏季。其实，那一次的短暂相遇，对于李肇星来说并不愉快。

来外交部新闻司之前，李肇星曾在非洲常驻近七年时间，虽然他有着较为丰富的外交经历，但是，他并非外交部新闻司内部人员，他对于外交部新闻司了解廖廖。

以至于在第一次面见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钱其琛时，那句“钱司长好”闹出了笑话。

初来乍到，李肇星还是缺少些底气的，所以面对同事们的哄堂大笑，李肇星有些窘迫，他知道自己说话带着地方口音，所以一开始只以为自己被同事们嘲笑的原因是因为那口浓重的山东“普通话”。

随着了解的深入，李肇星发现面见钱其琛司长时的哄堂大笑是因为自己当时的称呼，那句“钱司长好”，在一众“老钱”的称呼之下格外突兀。

此时，他已经彻底明白外交部新闻司工作人员之间以及上下级之间的称呼，那句“老钱”，既是钱其琛司长得不慕名利，不讲官威、架子，也是大家对于钱其琛司长的认可，团队成员关系融洽的象征。

他在他的肩膀上“耕耘”

我们不可否认，李肇星于我国外交事业上的卓越贡献，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他的很多成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耕耘”，而钱其琛同志就曾是托起他的巨人之一。

20世纪初80年代，为了进一步发展我国与苏联的关系，钱其琛另辟蹊径，从1982年3月24日苏联领袖勃列日涅夫的一篇演讲中找到了灵感：“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等字眼让钱其琛很是激动，这是进一步推进我国与苏联关系的最好契机。

但是，我们有想法，该如何将中国声音响亮全球呢？在钱其琛与邓小平同志沟通后，我国外交部立马作出回应：筹建发言人机制。

1982年3月26日，在我国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钱其琛同志的主持下，新中国外交部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召开。

虽然一切都没有准备充分，甚至连专门的场地、专供的桌椅都没有，但钱其琛司长面对数十位记者所说的那斩钉截铁的三句话至今都令人震撼：“我们注意到了3月24日苏联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干发表的关于中苏关系的讲话。我们坚决拒绝讲话中对中国的攻击。在中苏两国关系和国际事务中，我们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

中国发声了！钱其琛同志便是我们新中国政府部门，第一位正式发言人！他是缔造者之一，也是参与者之一！

随后，在1983年，我国外交部发言人制度正式建立，在钱其琛同志身边耳濡目染多年之后，李肇星于1985年担任外交部发言人。

刚接到担任外交部发言人时，李肇星的内心并不平静，除了庆幸机会降临在自己身上的喜悦之外，还有一些焦虑充斥其中。

一方面，当时的外交部发言人并非只是他一个人，还有一个是他的顶头上司，新闻司司长马毓真。

在当时的李肇星看来，自己只是一个副司长，如何能与正司长同为一个职位？做同样的事情？如何将自己与马毓真司长区分开，成了李肇星面临的第一个难题。

为此，他曾向钱其琛提建议：可否把司长称为发言人，把副司长称为“副发言人”？

这一建议立刻被钱其琛驳回，对此，他曾严肃地对李肇星说：发言人分“正、副”，也不必叫新闻发言人，发言人都是实事求是地发布新闻，严谨地介绍有关政策。

这一次谈话对于李肇星影响深远，从1985至1990，他任职新闻发言人的六年时间中，一直以实事求是、严谨态度要求自己。

其实，在李肇星担任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期间，还曾发生过一件事让他很是触动。

当时为了加强中日新闻交流，日本外务省新闻俱乐部邀请我国的新闻代表团访问日本。

随后，我国国内大报的资深记者纷纷前来报名参加访日新闻代表团，其中很多人的“行政级别”与李肇星差不多。

对此，李肇星对于担任访日新闻代表团团长一职很是顾虑。一方面，他庆幸自己有这个机会带团，另一方面他觉得自己“行政级别”不高，“镇不住场子”，没底气，于是跑去找老首长钱其琛，说自己想当副团长，建议找个行政级别更高的人来当访日代表团团长。

对此，钱其琛只是回答：“团长你不当，那你自己提个人选上报。”

可当李肇星同志找到人民日报社的正部级领导当团长时，新的问题又来了。原来，正部级领导出行是要坐飞机头等舱的，这额外开销如何解决？

李肇星同志只得再一次求助钱其琛同志，得到的回应竟然是：“这事儿是你自己弄出来的，自己去解决吧。”

其实，既然组织任命李肇星同志担任团长，就证明在一定程度上他是可以的。那么，为何钱其琛同志没有鼓励他去担任，而是让他自己去决定？

其实，在多年后，经历颇多的李肇星同志再次回忆起钱老，回忆起这件事感触颇深，他清醒地意识到当时的老领导在培养自己的担当能力，自此李肇星在处理事情时考虑的更加周全。

1993年钱其琛在出席联合国大会时，遇到了英国的外交大臣赫德，此时英国始终觉得哪怕中国收回了香港，香港的归宿依旧是“大英帝国”。

所以，英国外交大臣开始明里暗里地表达自己对于中国香港的觊觎，面对英国外交大臣的“挑衅”，中方代表团的领军人物钱其琛自然不能退缩，于是二人就香港问题好一番争执。

固然，二人的争论没有结果，但钱其琛同志依旧以：“今天会谈意义非常重大，总体来说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作为争论的总结。作为那场会议的中方发言人李肇星很是纠结，明明双方争论没有结果，钱老首长为何以“意义重大”“很大成就”总结。

后来，得到钱老首长的解惑，李肇星才明白其中的真谛。原来争论并非是一件坏事，双方就香港问题争论，从另一个角度看，是因为双方对于香港问题不存在着共通点，哪怕双方没有就香港问题达成一致，愿意谈就代表双方能够沟通，且将希望寄托在沟通上。

其实，钱其琛对于李肇星的影响一直是多方面的。

在为官途中，钱其琛以身作则，他从不开口让人称呼自己“官名”，一声声“老钱”，既是他与下属的亲近，也是其淡漠名利的象征。

哪怕在自己退休后，面对李肇星那声“钱副总理”依旧少不了诙谐的纠正：“小李，怎么回事儿？几个月不见，你中文水平下降这么快。四个字错了仨，我不是副总理了。”

从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到国家副总理，再到退休干部，诚然，钱其琛同志的职位不断变化，但他一直是那个淡漠名利的“老钱”！而他淡泊名利的态度与行为一直是指引李肇星前进路上的明灯。

此外，无论是担任新闻司司长还是后来的外交部部长、国家副总理，钱其琛同志从没有因为官职的提升而有丝毫架子，他一直亲力亲为一些琐事，比如自己打水，他的办公室一直很小，没有过多撑场面的装饰。

哪怕在他当部长时，对于礼宾事宜也一再要求从简。

当然，他对于一些形式化的东西一再要求从简，但是对于可以学习、交流以及维护我国利益的事情，哪怕是宴请机会，也会毫不妥协的据理力争。

有一次，李肇星陪同老首长钱其琛在出席联合国大会时，突然接到钱老首长的质问：“为何我到联合国出差得到的津贴费竟然比到非洲、亚洲国家多。”

当时的李肇星并不知道具体情况，只得立即向礼宾官了解情况，得到“增加了点买报纸、打电话的津贴”的回复。

此时，钱老首长有些怒意：“这个说法没道理，这个津贴我不能要。我什么时候出差自己买过报纸、打过电话？这你还不知道吗？你为什么不管？”

虽然事情已经过去多年，此次钱其琛同志对于津贴的态度以及批评一直留在李肇星的心间，他明白钱老首长的意思，也愿意做一个如同钱老首长一般坦荡的人。

钱老对于工作极其认真负责，他一直严于待人，严苛律己。

工作几乎侵占了钱其琛同志大部分时间，哪怕是在出差的飞机上，他依旧在为工作文稿忙碌着。对于交给他的文稿，他从不为了便利假他人之手。

对此，当时的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晏鸿亮曾提点李肇星：“学习老钱的政治水平和业务水平，最好的途径是多看、多琢磨他亲手改过的文稿。他改每个字、每个标点都用心良苦，甚至可以说都体现着对祖国、对人民的忠诚和对工作的高度责任感。他改过的稿子上不会有什么过头话、大话、空话。”

而那一篇篇钱老逐字逐句斟酌打磨过的文稿，确实给李肇星带来诸多经验与灵感，成为他学习的重要资料之一。

雏鹰学会了独自起飞

在钱其琛同志的谆谆教导以及自己的辛勤努力下，李肇星同志也以卓越的外交能力闻名世界。

1999年，一场爆炸震醒了中国的和平梦：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遭到了美军飞机轰炸！国内的舆论炸了，美国大使也“炸了”。当时的美国大使正是李肇星。

随后，李肇星同志接到了美军的“狡辩书”，他一反常态地强硬起来：“美方的狡辩在真相面前毫无立足之地，这样的态度，中方不会接受。”

随后，在多次与美方代表的交锋中，李肇星用事实将其“怼”得哑口无言。而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竟然有恃无恐，甚至其代表奥尔布莱特厚颜无耻地提出“只见大使，不见记者”的无理要求。

在其“充分狡辩”之后，得知一大批记者来袭，想要慌张从后门撤离。

此时的中国驻美国大使李肇星拦住了她：“中国使馆可以保障你的安全，我们使馆也没有后门可走。”后来在记者们的包围之下，在美国代表发表了一份公开道歉的声明。

随后，在李肇星同志的坚持之下，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便表达了歉意，他沉默地拿起纸、笔，当着全世界的面，向中国表示自己的歉意。

而后，在与美国媒体多次交锋中，李肇星依旧游刃有余。比如在PBS的采访中，面对主持人问：相不相信“炸馆事件”是一场意外，又是否相信美国政府的解释？

李肇星并没有丝毫畏惧，他先是客观分析既定事实，然后指出美国空口无凭的解释，最后对美国苍白无力地敷衍做出回击，将中国及中国人民的态度全盘托出。

哪怕是面对所谓的美国“名嘴”山姆·唐纳德：“中国能否保证在中国的其他美国外交人员的安全”的锐利提问，李肇星同志依旧能够以：“为什么不问问“炸馆事件”当中受伤的中国工作人员情况”回答的无懈可击。

毫无疑问，无论是据理力争地维护国家和民族的权益，还是毫不妥协地追究美国的责任，抑或是无所畏惧地与美国媒体交锋，李肇星同志都表现的极为出彩，但细究之下，我们很容易从这位优秀的外交官身上发现钱其琛同志的影子。

2001年，李肇星同志从美国归来，担任外交部副部长以及党委书记时，又得到了当时身为国家副总理的钱其琛的特别关注。

作为老领导，他特地嘱咐李肇星同志：第一，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加强组织纪律性；第二，党委班子要团结，首先一、二把手要团结。随后，李肇星同志一直以此作为行为准则践行，在践行过程中，他无数次通过事实验证了其中的准确性。

2003年，李肇星同志再次升职，这次他直接从农家子弟做到了我国外交部长。对此，他内心有些忐忑地问老领导钱其琛有什么嘱咐。

对此，钱其琛同志答复说：“不要把官衔太当回事，外交部长的任务很简单，就是为人类谋和平，为祖国交朋友，要多学习，向群众学习、向老前辈学习，同时要多发现年轻干部的优点，向年轻同志学习……”

钱其琛同志对于李肇星很是了解，一句“不要把官衔太当回事”直接切中了他的命脉。而且，这也同样是钱老对于自己多年从政经验的总结，他就这样毫无保留地传递给后辈。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毫无疑问，作为外交官，李肇星同志是极为优秀的，但是，我们并不否认他的优秀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而钱其琛同志正是将其托起来的巨人。

“不要把官衔太当回事”，这既是钱其琛同志对于李肇星同志的嘱托，也是深知其秉性之后，对于其缺点的透彻。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人生阅历以及工作经验的叠加，李肇星同志会愈发明白老领导钱其琛同志的嘱托。

其实，很多时候，“一枝独秀”固然荣光，但是倘若“独秀的那一支”可以无私提携后辈，便会赢得满园春色的荣光，那一幕岂不乐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