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 - 阿来：用汉语写作的藏族歌者

文史 - 阿来：用汉语写作的藏族歌者

阿来，1959年生于四川马尔康县的一个藏族村寨。借由阅读，他从茶马古道上一个偏僻的、贫困的、闭塞的小村庄走向顶级的文学殿堂。他游历，他写作，他把“讲述故乡”视为自己的使命，在作品中表达对藏区的“生根之爱”。

阿来

16岁之前不知道什么是文学

四川西北部阿坝藏区的马尔康县，俗称“四土”，即四个土司管辖之地，这里的藏民世世代代过着半牧半耕的生活。1959年，阿来出生于马尔康县马塘村，马塘是汉语名字，藏语名字叫卡尔谷，是山沟更深处的意思。村子地处4000米高的雪山脚下，曾是茶马古道上的一个驿站，随着公路的修建，古道不再，商人们陆续离开，村子逐渐衰落，只剩二十多户人家。

阿来的母亲是藏族人，父亲则是回族和汉族的混血，在藏语里，“阿来”意为“刚出土的麦苗”。作为家中长子，和山寨里其他孩子一样，阿来五六岁便赤着脚到山坡上放牛放羊。村子地域广阔，人烟稀少，每一户人家之间都隔着好几里地，广袤的大地上，阿来与牛羊对话，与每一棵树、每一株草交谈，在雪山、草地、河流的怀抱中尽情感受着大自然的庄严与神奇。冬天没有什么娱乐，全家人就围着一个火塘，有酒有故事，土司、喇嘛的传说就这样在阿来心中打上了印记。

他的母语是藏语，但村庄曾经的驿站身份使得人们同时使用藏语和汉语，童年阿来就这样游走在两种语言之间。然而，对汉语的掌握，也仅限于一点点口语。上小学后，由于当时的民族教育要普及汉话，前两年，阿来完全听不懂老师讲的课，焦虑导致做恶梦，经常梦到一道道算术题从天上往下掉，压在他身上喘不过气来。三年级的一天，如醍醐灌顶，脑袋“嗡”地一声开了，“突然之间恍然大悟，平常焦虑的那些事情都不存在了，从课本上学来的那些只知道是什么但不知道为什么的事情一下都明白了，从此以后汉语世界的大门就对我彻底敞开，再也没有任何障碍了”。

阿来开始对文字充满兴趣，语文课本拿到手，不到一周就看完了，没有课外书，公路上的汽车偶尔掉下一张破报纸，他都捡起来从头看到尾。不久，村里来了一支地质探测队，地质队员见多识广，当阿来好奇他们嘴里说的“新疆” 、“甘肃”在哪里时，他们就会铺开地图指给他看，“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原来我身在这片沟壑纵横的山谷阴影里，世界那么大”。

这个藏族少年有了朦胧的梦想，他要读书，要离开这个贫穷落后的小山村。造化弄人，初中毕业后，正赶上“上山下乡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阿来无奈回到村里，和父辈一样出工出力挣工分。

“家乡一点意思都没有，除了苦难就是苦难”，人在山村，阿来的心却漂泊在外。半年后，州里要修水电站，到村里来招募民工，16岁的他报了名。在工地，阿来挖土方、抬石头，干的是最苦的活。几个月后，工地上来了一批机械，看他有文化，被叫去学开了拖拉机，因为个头矮小，屁股底下需要垫块板子，才能把握好方向盘。

我真的配称一个作家吗

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关闭十年的考场重新敞开大门，无数青年的命运崭新出发，这其中，也包括阿来。报名是在初中老师的督促下去的，工地正是修水坝最忙的时候，没有时间复习，也没有一页纸的复习资料，考试前一晚，他还干活到晚上12点。下班后，来不及换衣服，穿着油光发亮的工作服，借了一辆自行车，阿来打着手电筒在半夜里骑了30多里山路，到县城时天都亮了，直接进考场。

不久，录取通知书到了，是马尔康师范学校寄来的。阿来无比失望，那不是他想读的学校，他填报的所有志愿都是地质类的，在封闭的山区长大，他对外面世界的全部见解，都来自带给他遐想的地质队员。

带着百般不情愿，阿来就读师范学校，第一次见到学校的图书馆时，几千册书令他目不暇接，“我的面前像打开了一座座宝库，世界向我扑面而来”。相比之下，课堂百无聊赖，不论老师讲什么，只要十分钟他就学会了，尤其是语文课，老师翻来覆去讲让他非常不耐烦。于是开始逃课，躲进图书室看书，和图书室老师混熟后，下班时故意让他们把他锁在里面，这样就可以读一整晚的书。从《诗经》、《楚辞》、“汉赋”到西方当代诗歌，从苏东坡、李白到托尔斯泰、海明威，他在文学的海洋里恣意徜徉。

师范毕业后，用马驮了两箱书，阿来到比他的家乡更偏僻的乡村当了一名教师。开学第一件事，就是挨家挨户动员藏民让孩子来读书——藏民家里农事繁重，需要小孩帮着打杂，或者照顾更小的弟弟妹妹，很少有家长送孩子上学。为了招生，他主动帮村民干活，村长被他的真诚打动：“看你这么辛苦，我两个小孩，你带一个走吧，给我留一个干活。”

“所以，我就要把娃娃教好，不然对不起藏民，对不起学生。”孩子们的上学机会来之不易，阿来下决心教好书。一年后，因为教学成绩突出，受到表彰，被调去教初中，再后来又到县城教高中，三年时间完成了“三级跳”。对此，阿来坦言，自己也不懂什么教育理论，也不是特别会教书，就是对学生负责任，“对学生负责，尊重教育也就是尊重自己，尊重自己的工作”。

不管在哪里，阅读总是如饥似渴，几年下来，他已经读了上万本书，但他从没想过要写作。

搞文学纯属偶然。同学的父亲在当地《新草地》杂志当编辑，得知阿来读了不少书后，杂志开笔会的时候就让他来旁听。“开会就有饭吃，而且天天有肉”，奔着改善伙食的目的，阿来去了。参加笔会的大多是州里有名气的人，一个个看上去都很神气，但是他们发表的作品却让已经博览群书的阿来非常失望。再讨论时，他忍不住发了言。

名作家们的面子受到挑战，纷纷指责阿来光说不练，“你自己写一篇试试！”多年积累一呼即出，阿来眼前出现了在乡村教书时看到的一幕：喇嘛们在给寺院绘制壁画，一个小喇嘛描累了，自己去小石板上画鸽子，鸽子灵动而传神，与壁画上那些死板的花呀鸟的截然不同。一首《振响你心灵的翅膀》很快完成，那是阿来正式发表的第一个文学作品。没多久，汇款单寄来了，50块。那时，他一个月工资才40块。

诗歌开始陆续发表，文学上的成就让阿来毫不费力地调入《新草地》杂志任编辑。从此，他有了文学上的想法，像他最崇拜的诗人惠特曼和聂鲁达分别行走在北美大地和南美大地一样，他在家乡阿坝州辽阔的地域上开始了苦行僧式的漫游。每走一个地方，面对变成废墟的古城堡，长了一两百年的野核桃树，他都能清晰地感受到命运，民间流传的关于土著、国王的故事也一个个在心里扎下根来。

这一次游历的结果是，1989年，阿来同时出了两本书：一本是以故乡母亲河命名的诗集《梭磨河》；另一本是小说集《旧年的血迹》。从此他被称为诗人和作家，而他边游历边写作的方式，也成为外人看来最特立独行的方式。

然而，阿来自己是惶恐的，“都不只是焦虑，而是很恐怖”，他害怕自己会“写成一个县城的文化馆馆员而终其一生”。出版社给的样书，他就放在床底下，别说送人，连自己都没有打开看，他觉得写得并不好。当最初的虚荣心过去，他常常反躬自问：“我真的是一个作家吗？我配吗？我能成为聂鲁达、惠特曼吗？”一想到文学星空上那些明亮的星，他就会感到巨大的落差。

阿来荣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

干一件对得起自己的事

阿来觉得自己必须要做点什么。没有任何事先的准备，一次在泸定开完会后，本应返回成都的他突然不想上车，开始徒步往上游走，顺着大渡河逆流而行。他孤身而行，越走越有劲，每天几十里，有时风餐露宿，有时去老乡家吃住。缓缓起伏的丘岗，曲折萦回的溪流，星星点点的湖沼，四散开去的草滩，还有牧人和他们的牛羊，大自然的美带给他震撼、感受与思考，突然之间，小学三年级那个一瞬间理解了汉语的时刻再次来临，这次，他顿悟的是：“地理是文学的骨架。”书写民族文化的“野心”渐渐滋生。

走完大渡河，阿来又去了若尔盖草原，一个人走在白云下，他激情满怀又幸福无比，在香烟盒上，他又写诗了。“现在，一个诗人诞生了，巫师一般、帝王一般穿过草原，头戴太阳的紫金冠，阳光的流苏飘拂，风是众多的嫔妃，有流水的腰肢、小丘的胸脯……”《三十周岁时漫游若尔盖大草原》完成了，这是阿来写的最后一首诗——所观所感越来越充沛，诗歌已无法承载宏大的叙事和描绘，自然而然地，他转向了小说。

七八百公里的行走，“潜意识里是为一个鸿篇巨制做准备的”。整整四年，阿来没有写一个字，文学书读得差不多了，他开始研究嘉绒藏族地区地方史、土司家族史，搜集地方志、民间传说，从史料到现场，从现场到史料多次往返。1994年5月，他坐在窗前打开电脑，对面山坡上，白桦树初出新芽，杜鹃声声中，他敲下了第一行字：“那是个下雪的早晨，我躺在床上，听见一群野画眉在窗子外边声声叫唤……”

“我对故乡的背景缺乏认知，于是开始走我的大地，文化和历史散落在民间。那些个村庄和我出生的故土一模一样，于是故乡在不断放大，我和雪山一起，和河流一起，更重要是，和当地的人们一起，最后把这些美融进我的文字里。”5个月后，冬天到来，白桦树的叶子掉光时，长篇小说《尘埃落定》也划上了句号。当朋友问他这一年做了什么事时，他说：“我干了一件对得起自己的事情。”

书写完了，出版却屡屡受阻，十几家出版社无一例外地将阿来拒之门外。原因大致相同，其一，题材比较敏感；其二，这是一部写法上有创新的作品，他们没把握；其三在阿来看来尤其荒唐：这部小说太高雅，太艺术化，出版社已经市场化了，怕读者不喜欢，怕亏钱。有家出版社要求修改，阿来坚定地表示拒绝：“除了错别字，一个字都不改，连标点符号我都不改！”他坚信，“真正描绘出了自己心灵图景的小说会挑选读者”。

《尘埃落定》是阿来对少年时一再逃离的家乡的一个交代，像谈了一场刻骨铭心的恋爱，他很难立刻融入另一部作品。一切复归平静，把“疲惫的书稿”尘封起来，他重新出发了。

1997年，阿来来到成都，在《科幻世界》杂志做了一名编辑。杂志是市场化的，出版受挫让阿来决心挑战市场，他不相信，文化产业化就是迎合市场，就是“一切向下”。

就在阿来全身心投入杂志的组稿时，他接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电话，听说他有一部小说，他们想看看。一个月后，合同签了，首印两万册。不久，又一个电话打来了，还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对方兴奋地说：“我个人太喜欢那本书了，白天看了不算，晚上回去看，看了个通宵，自己很激动地看完了，早上敲社长的门，说这本书两万册太少了，我们得印个十万、八万的。”

编辑没有看错，2000年，《尘埃落定》以“丰厚的藏族文化意蕴”“轻巧而富有魅力的语言”“充满灵动的诗意”摘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桂冠。这一年，阿来41岁，是该奖项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得奖者，也是迄今为止唯一获此殊荣的藏族作家。

此后十余年，《尘埃落定》因长期畅销不衰而被出版界称为“印钞机”，并相继在50多个国家出版了20多个语种的译本。阿来曾带着8位外国译者重走故事的发生地，看到那些山水，那些建筑，他们流泪了：“原来一个虚构的小说写这些地域，写这些山川，写这些人，写得如此真实。”

阿来新作《蘑菇圈》

我是天生要成为作家的人

“写《尘埃落定》的阿来”成为一个巨大的标签，掌声、鲜花、荣誉、头衔纷至沓来。有一天，阿来坐在广播电台的直播间里做节目，热线电话打进来了，里面是一个女孩好听的声音：“我只想问问，这个阿来是不是就是《科幻世界》的那个阿来？”

“我就是在《科幻世界》上印有名字的那个人。”阿来回答。

“我就想知道这个。”女孩说完轻轻挂断了电话。

那时，阿来的另一个身份是《科幻世界》杂志的主编。初到杂志社时，他不懂科幻，于是天天恶补科学知识，一年创纪录地读完了120本科学书，他组织选题、策划活动，终于把原先勉强维持的杂志做得风生水起。两年后，杂志在他手里越做越好，大家拥护他，他从编辑直接做到总编、社长。每期一篇的刊首语，他写得理性又专业，他开辟并主持的“非主流”“界外”“科学美文”等栏目深受读者欢迎，杂志的拥趸也越来越多。一次上海书展邀请他做活动，在现场，记者的采访不断被求签名的读者打断，小说迷和科幻迷站队分明，他们都强调自己是“忠实的粉丝”。

读者的热情说明了一切，几年时间里，《科幻世界》衍生出6本杂志，发行量节节上升，并成功引起国际科幻界的注意，不仅被世界科幻协会评选为最佳期刊，还一度成为全世界发行量最大的科幻类杂志。空灵的藏族写作者阿来，摇身一变成为科幻专家，在国际科幻论坛上侃侃而谈。阿来成为商业传媒神话，一如《尘埃落定》在文学上的传奇，他向世人证明了自己经商的天才。

《科幻世界》的成功引得同行们纷纷来取经，各种会议、应酬让阿来像陀螺一样停不下来。然而，他的内心，始终小心地守护着文学，他深信，他是天生要成为作家的人。嘉绒故土的故事没有讲完，那些散落在群山褶皱里的村庄从未远离，他要替古老的村庄写一部走向新生的历史，他要为读者“化解西藏的神秘”。

一边是责任，一边是对文学的信仰，阿来分身乏术，迟迟没有动笔。有一天，看着墙上挂着的一个镶在镜框里的破碎的青瓷小碗，他突然想到一种全新的长篇小说结构：一个个碎片，最后完美拼贴在一起。写作的冲动无法抑制，在与合作伙伴、营销公司谈资本运作、项目投资之余，每逢难得的休息日，阿来就把自己关起来，开始写《空山》。

构思一部作品，需要较为连贯的时间、清静的环境，无法两头兼顾，阿来选择放弃出版人身份，“写作是我终身要做的事”。2007年，他离开工作了整整十年的《科幻世界》，进入四川省作协成为一名专职作家。两年后，被称为“花瓣式”结构的《空山（三部曲）》面世，文坛充满惊喜，好评如潮。凭借这部作品，阿来荣获第七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作家”，发表获奖感言时，他说：“过去得奖，不觉得跟我有太大的关系，因为那些奖项总是授予某一部具体的作品，走上领奖台时，感觉自己好像是那本书懒得出席而派出的代表。”他还表示，并不指望未来继续得奖。

是的，对于获奖，对于已经完成的作品，阿来采取“随风远去”的态度，他所享受的，就是像上帝一样，在文字里创造一个个世界。

“拜血中的因子所赐，我还是一个自然之子，更愿意自己旅行的目的地，是宽广而充满生机的自然景观：土地、群山、大海、高原、岛屿，一片树、一丛草、一簇花。更愿意像一个初民面对自然最原初的启示，领受自然的美感。”阿来继续边游历边写作，有时开着越野车，在青藏高原上随性漫游；有时在湖水边静坐，深入地进入自然的怀抱；还有时，登上海拔超过6000米的高山，感受世界屋脊的苍茫。时而“隐于野”，时而“隐于市”，每隔几年，他都会带着不同风格的新作品回到读者的视线。他越来越热爱生他养他的土地，他知道自己始终是那个讲述嘉绒故事的“说书人”，那是他的责任和使命。

游历的过程中，阿来对生长在藏区的植物逐渐有了认识，他常常背着相机拍摄青藏高原上的那些生灵，同时也开始关注生态保护。一次在雪山上，有个小孩从兜里拿出一个小盒子打开，里面有几只虫草，问他三十块钱一只要不要。晚上，躺在山上的帐篷里，他开始思考自然与人伦，并构思了《三只虫草》。

“做文学的人有责任进行这样的书写”，看到资源面临枯竭，《三只虫草》写完后，他又写了《蘑菇圈》、《河上柏影》，合称“自然文学三部曲”。2018年，《蘑菇圈》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

如今的阿来虽然定居成都，但他大多数时间都在熟悉的藏区游历，被山峦照耀，被河流滋养，他在自己的疆域歌咏、驰骋，永不疲倦。正如他在《尘埃落定》中所写：“上天叫我看见，叫我听见，叫我置身其中，又叫我超然物外。”

来源：各界杂志第6期—封面人物

作者：潘彩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