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德君 - 创造城市地平线的新奇迹

时间：2025-01-08 00:16

来源：皮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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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德君 - 创造城市地平线的新奇迹

21世纪是人类名副其实的城市时代。超大型城市及其治理，成为当下最具现代性的社会景观之一。

牛津大学一项对全球750个最大城市发展趋势和市场机会的研究，测定到2030年这750个城市的GDP将占到世界的61%，其中中国上海2030年GDP总值将达到7340亿美元，上升为全球第二名（第一名为纽约，GDP总值约8740亿美元）。

正如一个国家的幅员与政策效率之间构成了相关性一样，城市体量变化，城市之“大”之“超大”，与城市集体行动和公共生活也构成了紧密的相关性，从而成为影响城市效率的新变量，带来了治理新命题。

从人类文明进程看，从原始聚居地到城市再到大城市，是城市文明第一个里程碑。“高密度的城市生活，不仅有利于保护自然生态，而且还能刺激创新”，“高密度都市中面对面的人际交流、多元文化的碰撞，自古以来就是人类进步的引擎”。

超大型城市是人类城市文明的第二个里程碑。超过1 000万人口的超大型城市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巨大、最复杂的聚落集群，构成一种新的“城市方式”，也成为城市文明的一种新“型”。城市之大，超出了人口体量概念而成为城市新的治理变量。比如：

城市愈大，治理的内在科学性要求越高，城市规整度压力越突出，国际化驱动力越强。

城市愈大，城市集体行动愈复杂，人的行为特征可能愈原子化。

城市愈大，现代化设施更新愈快、系统性愈强。城市愈脆弱，城市变得愈不可预测。“倘若柏林所有的钟表突然因不同方式坏了哪怕一个小时，它的整个经济和商业生活就要受到一段时间的破坏。”

城市愈大，能耗越大，实现低碳、节能、便利、绿色的压力愈大。上海能耗监测平台显示，2016年上海中心城区的公共建筑单位面积年平均用电量比非中心城区高出12.5%，公共建筑单位面积年平均耗电量增7%。2014年至2016年上海建筑总面积增幅54%，年耗电总量增幅57.1%。

城市愈大，分工愈细，人愈单质化、客体化和边缘化。人“在庞大的雇佣和权力组织面前成了一粒小小的灰尘”，“一种理性的精于算计的心态取代了传统的人际交往形式”。而“科技的发展产生了一种新的可能性的感觉或自我创造的感觉，无归属的感觉，一种恐惧、多疑、怀旧的城市心态”。如何凸现人的生命价值，保持丰富人性特质，成为新的城市问题。

城市愈大，“居大不易”，越考验城市“初始命题”，即城市如何为人和交易提供福利和效率。超大型城市商务成本持续攀升，城市生活压力和创新难度与城市体量构成正相关关系。

城市愈大，创新和体制创新压力愈大。“多少世纪以来，创新总是来自集中在城市街道两侧的人际交流。”

总之，城市规模体量扩张，正引发诸多“从量变到质变”新的治理命题。

我国超大型城市治理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按照“全球城市”这一方向熔铸城市运行的生命节律和发展形态，更新城市治理类型的战略定位，依据“全球城市”和“全球科创中心”的城市特性、文化逻辑，对城市的国际形象、功能选择、运行方式、规制变革等，作出新的谋篇布局。

城市的物理空间、社群的精神偏好、政府的决策模式都应有深层次的变革，从管理向治理转变，从社区向社会扩展，从行政性向社会化变革，从传统型向现代性推进，从单一性“他治”向多维性“共治”转型，实现城市社会结构性的深刻变革。

比如城市经济，深层次问题是如何从“政府型”经济，转型迈入真正的市场经济。构建经济增长的深层次驱动力，从市场博得内生活力，强健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政府要担当利益平衡者和市场激活者的角色，本质上是如何转变政府职能的问题。从城市治理现代化要求看，政府应成为“治理型政府”而不是“经济型政府”，要强化市场配置。比如不断攀升的城市商务成本，导致创业成本和创新风险升高，导致社会运营成本升高，还引发各方面成本翻新，加剧创业、创新的艰难性，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

超大型城市治理必须有更开放的思维和更新的观念。如全国一线城市出于控制人口规模和提升城市层级的考虑，近年程度不同地清理所谓“低端人口”，成为一种“规模化行为”。清理掉的不仅仅是庞大的外来人口，更是包容多元的城市品质。

城市是一个自然生态系统，需要各行各业，“富裕人口和贫困人口涌入城市，使得城市地区充满了活力”。“城市可能是非常不平等的地方”，“但贫困往往代表着一座城市正在良好的运行中”。城市通过市场交易聚集“各式人等”，是实现群体结构自然选择的历史场所。城市作为一种社会公共空间，本身是经社会长期选择并经历长期进化过程的产物。一个城市“最合理”的群体规模，是通过自然选择实现的，不是“清理”、刚性“规划”出来的。

一座城市不能只有高科技、高学历、智能化的劳动力，还得有各层级的劳动力市场作为支撑，“阳春白雪”“下里巴人”应各得其所。刚性管控使城市群体趋于“单质化”，阻碍人口更新，会大幅度提高老龄化，还会对城市的长远发展构成结构性制约。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爱德华·格莱泽（Edward Glaeser）指出硅谷的问题在于：“利用价格杠杆将技能水平较低的人以及雇用他们的企业彻底地排除在外”，“硅谷的另一个重大缺陷在于它是一个产业单一的城市”，“产一单一的城市从长远来看是没有前途的”。

更重要的是，还涉及城市的伦理精神。中国一线城市不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上去了，城市品质却掉下来。2016年6月3日国家发改委发布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指出：“城市包容性不足，外来人口市民化滞后。长三角城市群是我国外来人口最大的集聚地，也是外来人口落户门槛最高的区域之一。城市群内约有 2500 万人未在常住城市落户，未能在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保障性住房等方面均等化享受城镇居民基本公共服务。”

是什么让一座城市伟大？是它的包容性。无论一座城市的物理形态多么先进，只要它缺乏包容性和开放精神，就与真正的世界级城市拉开了距离。“全球城市”的根本特征是它的多元性和包容性。要从“限量思维”转向“开放思维”，让基础设施“承载量”适应城市规模发展，而不是相反。

全球城市体系正经历深刻的转型，以产业链为特征的空间经济结构，正转变为以价值链为特征的空间经济结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塑世界经济社会新秩序。城市治理价值链的质量和核心如果缺乏精细化为支撑，再好的发展目标，也难有好的绩效。

城市精细化治理的灵魂，不是技术理性，而是对人的生命价值的关怀，是使城市成为“更优越的生命场所”。精细化不只是“细致化”，而是一种科学调度、统筹安排、绿色节能的“智慧管理”。城市精细化技术管理也并非只是推行网络化、人工智能、大数据这些东西，而是城市资源配置最优化、以“人”为中心的城市运行合理化，它是一种有灵魂、有温度的“最优”管理。要通过精细化管理推进城市升级，营建中国城市品牌的强大阵容，抢占全球城市文明的制高点。

国际城市专家们认为，“中国城市易受制于两个方向相关联的重大变化，即与全球市场联系的开放和中国内部的政府改革”指出“全球化对城市政治和政策形成了挑战，并且这种挑战的影响正在扩大”。这种挑战突出表现之一，是行政力量覆盖一切的模式已不可持续。更好地适应“外部的”全球化，更好地推进“内部的”政府改革，即如何“推进政府层面的改革创新，提供有效制度供给”，是超大型城市治理创新的灵魂。

随着时间发展，将有越来越多的超大型城市出现在城市地平线上。超大型城市治理将成为一种具有新特征的城市方式。而超大型城市作为“城市群”的灵魂的引领，它的区域示范、引领功能将日益突出。长三角一体化是典型的以超大型城市为核心的“区域治理共建”模式。作为新时代区域发展和全局发展的新引擎，长三角一体化包含了诸多需把握的价值方位。

长三角一体化不是行政架构和治理模式的一体化，它以保持区域多样性为前提。区域是人类一切活动的空间条件，不同区域环境形塑特色各异的社会经济方式。长三角一体化不是要抹平特色特点，而是要在建立统一开放的产品、技术、产权、人力资源等市场的基础上，实现产业结构的错位竞争，实现城市间“分工协作”和交融互补，这是“一体化”的内在动力。

长三角一体化的基础是文化，应发挥好文化的熔铸功能。长三角的文化基础是江南文化，自东晋至晚清江南文化趋于规整并以南京、扬州、苏杭为核心辐射周边地区。江南文化的开放性、包容性以及商业精神的创新性，应成为长三角一体化的内在支撑和灵魂。

长三角一体化是更强的市场导向，而不是管制的强化。全球范围内经济一体化的实质，是实现生产要素更强劲的自由流动。早在2008年国务院推进长三角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中，就确立了长三角“实现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和资源优化配置”的价值目标。要消除阻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一切障碍，促使资源配置最大市场化。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着眼点不仅在长三角，更在撬动整个长江经济带和华东地区、沿海地区发展。除了要形成区域联动集群外，更要在全球价值链、空间布局、产业协调、公共服务、研发合作、城市治理与文化融合等方面，实现区域性创新发散，构筑更多领先高地，更好地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根本上，新时代的超大型城市治理要围绕人展开，尤其要重视围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进行制度创新，进一步强化城市的人本价值。深入研究和实施“人人都有人生出彩机会、人人都能有序参与、人人都能享有品质生活、人人都能切实感受温度、人人都能拥有归属认同”的制度安排和政策设计。

“伟大的城市不是静止不变的，它们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并且引导着整个世界。”新时代，中国要创造城市地平线上的新奇迹。

荐读

超大型城市的出现，是人类城市文明的第二个里程碑。它是人类地平线上的新现象，也是人类城市文明的新形态。

超大型城市有着极高的公共性，这种公共性就是超地域的巨型影响力。当城市体量规模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它就成为地域城市群的领袖，产生“量变到质变”的飞跃而成为世界重要城市序列的参与者。

超大型城市还有着极高的治理性，它的发展与状况取决于治理行为科学性的层级。超大型城市治理实质上就是对城市现代性进行重整，这不仅是城市治理上的一种革命性变革，也是一种颠覆性的城市创新。

上海作为中国“城市样本”之一，在城市治理中遇到的许多问题具有先期性，其探索性、公共性、引领性不断增益。本书立足于上海的城市治理实践，探索超大型城市治理现代化及其问题、特性与逻辑，助力提升中国城市治理效能与城市能级，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

《公共城市的地平线：

超大型城市治理的问题、特性与逻辑》

作者：秦德君

定价：55 元

字数：289千字

装帧：平装

9787309154658

2021年5月

复旦大学出版社

作者：秦德君，政治设计研究专家，教授，政治学者。毕业于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师从我国著名政治学家王邦佐教授。新闻传播学博士后，师从我国著名新闻史学专家丁淦林教授。著有《政治设计与政治发展》（商务印书馆2009）、《公共生活的地平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政治设计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执政绩效探微：战略、评估及设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领袖形象的政治艺术》（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领导者公共形象管理：传媒政治时代的形塑、建构与传播》（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领导者公共形象艺术：领导力与领导生涯成功策略》（研究出版社2009）、《中国公民文化：道与器》（东方出版中心2011），《公共决策的焦点：国家治理与地方治理》（中国社会出版社2017）、《公共管理的地平线》（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思想的郊外：知识、智慧和人性》（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主编《国之栋梁》（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发表散文、学术随笔数百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