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湟：连接古代中国与世界的走廊
□王伟章
河湟是地理的走廊
河湟北接河西走廊，南连藏彝走廊，是中国地理几何的中心。
从兰州出发，沿湟水河逆流而上，走的是著名的青藏铁路和青藏公路。这是一个多么令人称奇的地理构造，兼具了青藏高原、内陆干旱盆地和黄土高原的三种地形地貌，也汇聚了大陆季风性气候、内陆干旱气候和青藏高原气候的三种气候形态。
大自然之手将青海截然分成了祁连山地、柴达木盆地和青南高原三个独立的地理单元。尤其是从祁连山到柴达木盆地，河流沟壑、山地平台以及富饶的盆地河谷纵横，气候湿暖，土壤肥沃。
这里将地球上三个不同的世界截然分开，这里虽不足以独立对抗游牧帝国，但却是曾经的帝国最好的心理防线。这里一旦形成路，就实现了游牧地带和农业地带的相互赎买。这里富饶的盆地足够支撑农耕区与游牧区的长期对峙。占据这里的人站在青藏高原，俯视陇右、河西，居高临下，自然就有了登高一览众山小、天下道路自此始的豪迈。
地形上的分界线，让河湟大地天然地拥有不同于河西走廊正面冲击的战略优势，像是中原大地伸向青藏高原的一只大手，直面黄土高原的位置，自然形成了无与伦比的文明港湾。
与青藏高原相接的地理位置，使河湟地区成为任何一个再文明的卓越跳板。在古代华夏人眼中，扼束羌戎，藩蔽秦陇的河湟是最近、最符合政治符号的一个点。
河湟是神话的走廊
无论是从文化还是从自然的角度来讲，河湟地区仅是青藏高原最东、最北的一部分，但对中国来讲，它却是世界的开始。
这里的山水都与中国人的精神发生了关联，这里的山叫昆仑山，这里的河叫黄河，这里的江叫长江，这里的湖叫青海湖，这里的路称天路，日月山被叫作天枢。
在中国古代神话体系中，其中最为主要的便是昆仑山神话体系，这个神话体系中，主神是西王母，辅神众多，像大禹治水、后羿射日、嫦娥奔月、精卫填海等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神话，包括蓬莱神话，都属于昆仑神话体系。顾颉刚认为，昆仑山神话传入东方后，又与苍茫窈冥的大海结合，发展出了更加本土的蓬莱神话系统。
在中国目前的民族神话构成中，至少有包括汉族在内的三分之一以上的民族神话与曾经生息在青海地区的古羌族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姜姓诸侯为华夏的重要来源之一。姜太公，便是羌人。“天地之脐”，姜太公分封的国名为“齐”，是“与天齐”之义，有着昆仑神话崇拜的特征。
昆仑神话一旦传到南方民族中，便加上了许多美丽梦幻的色彩，于是在屈原的《离骚》里就被塑造成了“昆仑玄圃”。顾颉刚提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炎黄，首先是羌人的祖先，然后才是华夏族的祖先。”“不仅以炎帝为宗神的古代羌人生活在现今的青海祁连山南北河湟之地，而且青、甘、陕、川一带，主要是炎黄部落联盟活动，成为华夏民族的发祥地。”茅盾由希腊人的奥林匹斯山联想到中国神话中的昆仑山。戴传贤说过：“如把中国与欧洲比，青海就是希腊；如果把中国比春秋，青海就是岐山。”河湟文化与先夏文化、先周文化，甚至三星堆文化也有着重要的联系。
河湟是历史的走廊
专家曾对4000年前喇家地震、洪水等自然灾难痕迹研究后提出，喇家不仅是一个遥远的城邦古国，更是当时西部的权力中心。也是传说大禹治水或尧舜时代，汉藏共同祖先羌人中的一分支向东出发，一直到渭河流域才停留下来形成的。他们掌握了农业文明，开始以农耕为生。这个群体就是华人，也就是后来所称的汉人。另一部分羌人或是战败，或是寻找食物离开黄河流域，向西、向南迁移，最后在喜马拉雅山脉南北居住下来，成为藏族的前身。当然在迁徙的过程中，这个群体就像细胞一样不断裂变，分化出了藏人、彝人、景颇人。
“我们追溯历史，同样追溯祖先的脚步，也会惊讶地发现，在构建一个统一国家的大中国史观上，任何叙述和阐释，都离不开‘青海’这一命题。我们得到这样一个历史考证，早期的中国人有可能就是从青海走出去的，中国早期文明也有可能是在青海派发出去的。”历史上羌人社会几次大的农业革命，造成了不同游牧的羌人部落（方国）向农耕的华夏人发展。英国汉学家李约瑟在总结羌人对中华民族重大贡献时指出，在中国文字中许多表示“好”或相当于这个意思的字和偏旁，如羊、祥、羹、馐、善、义、羲等，都曾与羌人有关，是对羌人文明崇拜的反映，也是华夏文化的初源的遗存。
或许“羊大为美”的“美”，最初是周人对姜姓部落、地望或女性的美称，所以“美”的发音自然与羌人自称的“民”发音相通。就连楚国的王姓（见电视剧《芈月传》），屈原的“芈”字，其实就是表示羊叫唤时的声音，也就是“咩”的一个异体字，这样想来也就不是什么大惊小怪的事情了。周代由 “人”（其地位低于华族和较亲近的黎族）和“民”（羌）构成了过去的“黎民”，即今天“人民”的概念。
河湟是政治的走廊
如同羌笛一词，自古以来，“河湟”同“青海”一起，在汉唐诗歌中，成为具有独特而鲜明意象的地域符号。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长天空阔，天边灰白色的积云不是成朵而是成带、成阵，皑皑雪山覆盖在云阵之上。唐代边塞诗无疑具有浓郁的汉代情结，以汉代唐，出征的军队被称为汉兵，将领被称为汉将，边塞被称为汉塞，就连天上的月亮也被称为汉月。不仅如此，一般的边塞诗在提及事物时，也往往沿袭汉代的称谓。这种汉代情结既是对历史的继承，又是对历史的超越。
经济繁荣，国力强盛，使得唐代边塞诗发展至顶峰时期。强大的边防，无疑展示了高度的政治和文化自信。一批批文人投笔从戎，赴边求功。李贺的“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王维的“忘身辞凤阙，报国取龙庭。岂学书生辈，窗间老一经。”岑参的“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都抒发了为国出力、建立功业的豪情壮志。
自唐太宗时期起，河湟所在的陇右更是唐朝征战吐蕃、回鹘、突厥、阿拉伯帝国的主战场，为了经营“河湟”，唐政府一方面在这里大肆扩充驻军，“大军万人，小军千人，烽戍逻卒，万里相继。”另一方面，还在这里屯田积谷，保证对吐蕃作战上的后勤保障。
大唐极盛时，以鄯州城（乐都）为中心的陇右道“东接秦州，西逾流沙，南连蜀及吐蕃，北界朔漠”，连安西都护府、北庭都护府都归其管辖，囊括的面积比今天青海、甘肃、宁夏和新疆四个省份还要大，拥有当时举国面积的三分之一。“自安远门西尽唐境凡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唐朝气象远播，化为一曲唐诗“黄河（河湟）远上”。
河湟是文化的走廊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这首诗是一幅西北边疆壮美风光的画卷，又是一首对出征将士满怀同情的怨歌，引人遐想，耐人寻味。青海远望，边塞孤城，烽烟滚滚，皑皑雪山，铁蹄铮铮，鼓角争鸣，唱不尽的征伐之歌。
河湟边塞诗作为唐代诗歌的主要题材，是唐诗当中思想性最深刻，想象力最丰富，艺术性最强的一部分。
《全唐诗》中，边塞诗约2000首，而其中1500首与大西北有关。在《全唐诗有关吐蕃资料选辑》中收录了60位诗人的诗歌218首，在这其中，涌现出了许多以“河湟”为意象的著名的边塞诗歌。尤其用乐府旧题来进行翻新的创作，参与人数之多，诗作数量之大，为前代所未见。高适的《燕歌行》、岑参的《白雪歌》《走马川行》等七言长篇歌行代表了盛唐边塞诗雄浑、磅礴、豪放、浪漫、悲壮、瑰丽的美学风格，王昌龄的《出塞》《从军行》，王之涣的《出塞》，王翰的《凉州词》，更被誉为是边塞诗不朽之作。从唐代顾非熊“诸侯持节望吾土，男子生身负我唐。回望风光成异域，谁能献计复河湟。”到宋代苏轼“羡君真将家，浮面气可掬。何当请长缨，一战河湟复。”从明代解缙“八千里外客河湟，鸟鼠山头望故乡。欲问别来多少恨，黄河东去与天长。”再到清代庞垲“十石角弓铁两裆，边烽未靖守河湟。男儿须向沙场死，不上山头望故乡。”“河湟”之概念，虽然构建自汉代，但自唐代以来离不开中国人对“河湟”作为故乡人文素地的守望。唐代“四海一统”那种以强调战略价值为目的的“放大”的河湟，无疑成为中国人心中的精神原乡。
河湟是民族的走廊
河湟走廊处于我国三个文化圈：蒙古高原游牧文化圈、青藏高原游牧文化圈和中原农耕文化圈的交汇地带，是南北民族迁徙、东西文化交流的十字路口。从古老的氐羌族群，到吐谷浑的昌盛、吐蕃的扩张，再到蒙古族的游牧开发以及汉族与这些少数民族的交融，古欧洲地中海文化、古阿拉伯文化、古印度文化、中亚文化等也纷纷汇集这里，世界上最丰富的丝绸图案就藏在青海热水血渭吐蕃大墓中，仅都兰热水沟出土的就有350多件130余种，在这些丝绸残片中，有112种为中原汉地制造，18种为中亚、西亚制造。这里形成了“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甚至你就是我，我就是你”的异彩纷呈的民族文化场域。6个世居民族中，既有信仰儒释道的汉族，信仰藏传佛教的藏族、土族、蒙古族，又有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撒拉族。大部分民族有自己的民族语言，其中藏族、蒙古族还有自己的文字。这些民族语言不同，宗教信仰不同，风俗习惯也不相同，但是他们共同用汉语演唱“花儿”。
这里是文化的“基因库”，还保留有社火、跳欠、於菟、藏棋等一大批“活化石”。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河湟走廊是历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特征明显、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起到巨大推动作用的典型区域，它形塑了各民族对伟大祖国、对中华民族认同的地方性知识，铸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基础，具有今日中国“实景”式民族博物馆可触的文化价值。
